大文豪巴金，1934年留日，三十岁的巴金在东京被审讯关押愤而回国……

当时，巴金年富力强，正是创作的喷发期，如日中天，名震中外，为什么要去日本留学？为什么用化名？为什么被拘留审讯……这一切，都引起了我极大兴趣，本想问问巴老，但忙于团里的杂务，难有空闲，而且巴老已经七十六岁，每天参观访问，接受媒体采访，会见朋友，还要准备讲稿，比我们还累，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打扰，时间一长，就忘了这件事。

直到二〇〇二年，我应邀参加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战后中日文化关系回顾·国际研讨会”，写《巴金与中日文学交流》讲稿时，翻阅巴金全集及有关资料，我才知道，巴老多次到外国访问，但访问日本最多，先后六次，而且第一次(一九三四)到最后一次(一九八四)，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巴老珍视友谊，有许多中外朋友，而在外国朋友中，日本朋友最多，且不少是肝胆相照的至交。

巴老晚年最重要的著作《随想录》也与日本有关。他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副刊上开辟了“随想录”专栏，八年中发表了一百五十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

巴老对日本有深切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经历了由好感——厌恶——热爱的变化过程。在这种感情的变化中，贯穿着巴老把心交给读者的为人为文的原则：说真话，说实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错了就改，真诚坦率。我觉得，理清巴老这一思想轨迹，不仅对研究巴金的创作思想有价值，而且对于正确理解中日关系也有现实意义。

二、 巴金与横滨

横滨高等商业学校副教授武田武雄夫妇与儿女

巴金乘坐日本豪华客轮“浅间丸”二等舱，到达横滨，由四号码头入境。如今这里依然是出入日本的口岸，有海关、边防、检疫等设施，不能参观，只能在外面看一看。

巴金到达时，横滨高等商业学校副教授武田武雄夫妇带着儿女，一家五口，打着欢迎“黎德瑞”先生的小旗来迎接。其实，巴金此前并不认识武田，这是初次见面。

巴金说：“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对一些新奇的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丏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会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一九三四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是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做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不然就是《小川未明童话集》的译方便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易)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于是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概没有记错吧)到了横滨。我买的是二等舱票，客人不太多，中国人更少，横滨海关人员对二等舱客人非常客气，我们坐在餐厅里，他们打个招呼，也不要办什么手续，就请我们上岸。”(巴金全集第20卷610页 关于《神·鬼·人》)

巴金在《关于〈长生塔〉》中也说：“那个时候去日本非常方便，不用办护照，买船票很容易，随时可以买，不要交出证件。我买的是‘浅间丸’的二等舱票，船上服务周到，到横滨上岸也不受检查。”(巴金全集第20卷581页 )

看来，那时候去日本比现在简单多了，不用办护照，不用找保人，不用拿着邀请信去日本驻华使领馆申请签证，也不用填写出入境的各种表格，接受中国与日本边防海关的检查，真是方便。

介绍巴金赴日留学的信，到底是吴朗西写的，还是张易写的，巴老拿不准，但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一九九二年一月，在上海采访了吴朗西，据吴讲，他在日本留学时，通过张易的哥哥张景认识了武田，张景与武田的一个妹妹谈过恋爱，吴回国后仍与武田有书信往来，巴金去日留学事，是吴写信给武田的。

另外，巴老的小说《神》，最初在《文学》第四卷第一号发表时，落款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PK在神户。在《巴金全集》中，改为：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日本横滨。如果这个日期是准确的，那么也可以反证，巴金不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横滨的，因为不可能当天就写出小说来。可能巴老记忆有误，而巴金年谱，是根据巴老回忆编写的，所以这个日期不准确。

那么，他为什么不用笔名巴金，或原名李尧棠，或字芾甘，而叫黎德瑞呢？巴金说：“我改名换姓，也不过是想免去一些麻烦。早就听说日本警察厉害，我也做了一点准备。为什么叫‘德瑞’呢？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陆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时，常常听见陆孝曾讲他回天津家中找伍德瑞办什么事。伍德瑞是铁路上的职工。我去日本要换个名字就想到了‘德瑞’，这个名字很普通，我改姓为‘黎’，因为‘黎’和‘李’日本人读起来没有区别，用别的姓，我担心自己没有习惯，听见别人突然一叫，可能忘记答应。我住下来以后，果然一连几天大清早警察就跑来问我：多少岁？或者哥哥叫什么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哥哥叫黎德麟。吉庆的字眼！或者结婚没有？经过几次这样的‘考试’，我并没有露出破绽，日本警察也就不常来麻烦了。”(巴金全集20卷581页 关于《长生塔》)

三、巴金与东京

1961年4月4日访问日本东京

巴金从横滨搬到东京，在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简称中华青年会)住了七个月。在溥仪到东京的前一天，日本便衣警察将巴金带到神田警察署审讯关押。

我们在西神田二丁目下车，寻找东方学会，但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里离神田神保町的书店街很近，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法学部都在附近。先看到一个名为西神田公园的街心公园，不知是不是会所遗址？于是在四周转悠，继续寻找东方学会，最后终于在路南发现一座长方形的楼，门口挂着“东方学会新馆”的铜牌，但牌子很小，不注意根本看不到。在东方学会新馆的斜对面、路北，就是西神田公园，独此一处，想必这就是中华青年会所的遗址了。

巴金对青年会馆有过详细的描述：“在东京我住在中华青年会宿舍里面，一个人一间屋，房间不大不小，陈设简单，房里有个两层的大壁橱，此外还有一张铁床，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和两三把椅子。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一间课堂，白天有一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期杜宣、吴天他们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楼下还有食堂，我总是在那里吃客饭。每天三顿饭后我照例去散步。

“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附近有许多西文旧书店，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哪一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不过我还是到楼下办公室报了名，听陈文澜讲日语课。我记得是念一本岛本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他的讲解还不错，只是我缺少复习的时间，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还不曾学好日语。回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得很。”

巴金爱读书，爱买书，住在神田，真是如鱼得水。

当年巴金每天三次去逛书店，看书、选书、买书，可能是他寂寞的留学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

巴金在文章中说“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我原以为巴老记错了，因为地图上标明这一代是千代田区，后来查资料，知道这里原来确实叫神田区，是东京十五区之一，一九四七年，与麴町区合并为千代田区，所以巴老说在神田区是对的。

巴老说当年的教材，是岛本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我估计可能是中篇小说《麻疯病》。岛本健作，本名朝仓菊雄(一九〇三—一九四五)，日本小说家，生于北海道札幌市，当过杂役、看门人，办事员等，一九二五年入东北大学法学系，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会运动，第二年退学，投身农民运动。中篇小说《麻疯病》，是他第一次用岛本健作笔名发表的处女作(载于一九三四年四月的《文学评论》)，描写一个患不治之症却坚持信仰的人，被捕后从苦闷、绝望到坚强的心理变化过程。

四、巴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创作

巴金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了童话《长生塔》，小说《神·鬼·人》和一些散文，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十首。一九三五年二月，巴金把在日本、北平、上海写的散文编成《点滴》，寄回国内，由开明书店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集中收文章二十二篇，其中十六篇写于日本。巴金这一期间的创作，思想激烈，言词犀利，无情揭露鞭挞当时的中国和日本的黑暗和丑恶，闪耀着锐利的批判锋芒。

童话《长生塔》，是受爱罗先珂的影响和启发，描写一个暴戾荒淫的皇帝，想长生不老，驱使百姓为他建造长生塔。但塔刚刚建成，他登上最高一级，塔就崩塌，成了他的坟墓。巴金说：“皇帝就是指蒋介石。我通过这篇神话咒骂蒋介石。我说，他的统治就像长生塔那样一定会垮下来。”(巴金全集20卷583页)

散文《雪》，抨击国民党禁止发行《雪》；《沉落》，批驳无视民族危机、命运的教授和博士们；《繁星》，批判没有自由的中国社会；《书》，批评北平图书馆的衙门作风……

在日本生活，接触日本人和事，体验观察日本社会，他的批判的锋芒，自然指向加紧法西斯化的日本现实。小说《神》与《鬼》，都是以房东武田为原型写的，虽写的是同一个人，但一个主人公姓长谷川，一个姓堀口。巴金住在武田家的书房里，翻看他的藏书，认为他是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觉得他可怜、愚蠢。巴金说他“是屈服于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家庭压力……他想用宗教镇压‘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拼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跳进深渊’去”。(同上613页)

《鬼》描写了一个悲凉的恋爱故事，以深刻的心理分析，揭开了善良而懦怯、愚妄而迷信的崛口的复杂思想性格。与《神》不同的是，《鬼》暗示了堀口的觉醒。小说结尾是这样描写的：

我惊疑地望着他那发光的眼睛，带了暗示地自语道：“想不到那么恬静的海也会这样可怕地怒吼起来。”

“不要说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烦躁地说。我不答话，只是惊疑地望着他。

“回去吧，回到家里我有话对你细说。”过了半晌他又说了一句。(巴金全集第十卷399页)

尽管巴金对小说主人公原型武田的观察、理解与实际情况有不小的距离，但他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分析、批判，却很有现实意义。

《人》，更是对日本当局为迎接日本帝主义阴谋制造的儿皇帝，而无视人权，随意拘捕、审讯、关押中国人的直接揭露、控诉和抗议。

《支那语》，批判日本中国语三大权威宫越健太郎、杉武夫、清水元助编纂的汉语教科书《惯用语应用会话》，充斥着前清的点翰林、放知府的老话，而在《时文篇》里，选的是伪满洲国的组织法、外交部宣言、溥仪的继位昭书等等。看到这些散发着陈腐和军国主义臭味、直接为侵略服务的教科书，巴金觉得是“难忍的苦刑”，是“受罪”，说“假若那两位作者不是别有居心，就是糊涂到连世界也看不清楚了罢”。(巴金全集12卷 470页)

《蓝天使》，是由日本歌舞伎座根据德国影片《蓝天使》(日译名《悲叹的天使》)改成舞台剧在东京上演的，但却激怒了日本的大学教授们。他们向歌舞伎座提出抗议，但歌舞伎座不理睬，于是他们去找文部省和警视厅帮忙，迫于压力，歌舞伎座在台词中加了一个“阿门”，才不了了之。德国电影《蓝天使》，一九三三年被戈培尔以侮辱德国人品格、“颓废艺术”的罪名禁止，日本教授联盟与德国纳粹镇压言论遥相呼应，小题大做，居心叵测。巴金讥讽大学教授联盟“没有见识”，说“《蓝天使》本来跟他们不相干，他们却偏偏要拉到自己身上来”。(巴金全集12卷498—499页))

最激烈的一篇是《点滴》附录二《几段不恭敬的话》。

巴金读《芥川龙之介集》，见到八年前曾读过的《长江游记》。芥川在文章中说：“现代的中国有什么东西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都堕落了吗？尤其是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果真有一件可以自豪的作品吗？”这一段话，深深激怒了巴金，他反问，难道日本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艺术品吗？

关于日本美术，巴金看了日本第十五次帝国美术展览会，说：“在罗浮尔宫里我认识了艺术的伟大，而在这集全国之视听的帝展中我倒感到艺术的渺小了。”(巴金全集12卷512页)

关于日本文学，巴金说：“侠客和恋爱代表了日本的通俗小说。这类小说的流行，许多作家的低头不是表现着日本文学已经堕落到了怎样可惊异的程度吗？”(引文同上)

他说芥川龙之介“除了形式以外他的作品还有什么内容么？我想拿空虚两个字批评他的全作品，这也不能说是不适当的罢”。(引文同上)

他评价长与善郎用中国题材写的戏曲《陶渊明》、《五祖与六祖》，“无论在技巧方面，思想方面都是很幼稚的作品”。(引文同上)

他把田山花袋的《棉被》与左拉的作品做比较，说读左拉的作品心情严肃，读《棉被》感到滑稽。

他把岛崎藤村的《新生》与托尔斯泰的《复活》做比较，认为“托尔斯泰的伟大正和岛崎氏的怯懦成了比例。而《复活》的主人公和《新生》的主人公的行为也就大相径庭了”。(引文同上)

最后巴金说：“总之，真正的艺术，它的重要使命是在把人类联合起来，而不是将人类分离的，这是大家应该承认的一点罢。那么日本文学实在是无足观的了。个人的悲欢离合，英雄侠士的超人事业，我们不是有着太多了么？故意雕琢刻画，在文字上玩尽了巧妙的把戏。这样穿着漂亮服装的死骸不是到处都有的吗？”(引文同上515页)

巴金留日期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制造事端，策划占领华北。巴金看到一些贬损中国的言论，出于民族的义愤，激烈抨击日本的文学艺术，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却未必客观、公正。

巴金晚年，坦率地承认自己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并把自己激烈抨击的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列为自己的老师。他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在日本东京朝日讲演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巴金全集20卷562页)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巴金在《致树基》(代跋)中说：“收在《点滴》中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写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在日本经常受岐视，我感到不痛快，拿起笔就有气，《几段不恭敬的话》便是为‘泄气’而写的……今天回想起来，我倒愿意这《几段不恭敬的话》当时给别人抽去，见不了读者，那么我也不会为自己过去讲的、写的不公平的话感到羞耻，感到后悔了。你知道印在纸上的字是揩不掉的。一九六一年你答应在我的《文集》里删去那篇泄气文章，这次编印《全集》，你就只能同意把它作为附录移在卷末了。我想这样也好，赖债是不行的，有错就改嘛。”(巴金全集12卷第588页)

五、巴金与日本文化

1961年3月24日至4月，巴金率领中国代表团至东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正常邦交，这是当时的《渡航证明书》，现存巴金故居，它有力证明了作家巴金是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有力开拓者和先驱人。

巴老对自已没有学好日语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多次谈及。一九八〇年在日本讲演时，提到了到日本留学这件事，他说：“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语，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巴金全集20卷564页)

一九九〇年，巴老又说：“……遗憾的是失去了学习日语的劲头，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学好日语，不能用日语直接与日本朋友谈心。”(巴金全集19卷430页《我和日本》)

巴金不仅是伟大的作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懂英文、法文、俄文和世界语，也学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朝文、越南文，有《巴金译文全集》十卷，约三百余万言，但由于“失去了学习日语的劲头”，在他的译著中，没有从日文直接翻译的文学作品，仅在第五卷中收入了石川三四郎的《春月之死》和《忆春月》两篇短文，在第七卷中收入了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国境之夜》和《首陀罗人的喷泉》三个剧本，而且都是从世界语转译的。

巴金一直关心中外文学交流，特别是中日文学交流。一九七八年，根椐日本作家山崎朋子的报告文学《山达根八号妓院》改编的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公开反对，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巴老连写两篇文章，《谈〈望乡〉》和《再谈〈望乡〉》，批判那些奇谈怪论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望乡》是“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随想录》的第三篇文章，就是巴老的大声疾呼：《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巴老在《我的期望》中说：“我过去读过的大都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作品。这几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还创办了专门介绍、评论日本文学作品的季刊《日本文学》，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了解文坛情况，这是件好事。我以为，加强文化交流，首先要多介绍彼此的文学作品。因此，我希望我们尽量多翻译出版和评介日本的各时代、各流派、不同风格的名著。”(巴金全集19卷 373页)

巴老不仅高声呼吁，而且身体力行，在他的晚年最重要的著作《随想录》中，就有十二篇写日本的文章。在巴老寓所的客厅里，不知接待过多少日本作家。仅我本人陪同去拜访巴老的日本作家就有野间宏、水上勉、高井有一、黑井千次、中野孝次、山崎丰子、山崎朋子、丰田正子、高桥揆一郎、宫本辉、三浦哲郎、井出孙六等近百人次。

巴老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朋友，是日本的友好人士古川万太郎。

巴老说：“在与日本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我深感我们应该向日本作家学习两点：一是日本作家非常用功，研究探索许多问题；另一个是勤奋写作，作品多。我期望：文学成为加强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成为联结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巴金全集19卷373页)

作者陈喜儒与巴金

本文摘自陈喜儒先生散文《巴金日本留学记》、部分内容参考《巴金与日本作家》陈喜儒著。内容略有删减。

此文的编辑署名是 忻世超

（以上图文均来自陈喜儒先生的散文/ 转载摘录：大阪远方于大阪）